严歌苓其人其文小说,陈冲评《第九个寡妇》-字母小说网

书号:44773 时间:2017/12/12 字数: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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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冲

　　我是严歌苓的新长篇《第九个寡妇》的第一个读者。像往常一样，歌苓在刚完成部作品时总是茫然困惑，自信心一落千丈，在一种奇怪的低嘲的心情中把稿子发给了我。这让我不由自主想到女人分娩后的产后抑郁症：无论生了多精彩的孩子，⺟亲都会陷入莫名的灰心颓丧，甚至认为分娩出的生命是低质的。《第九个寡妇》无疑是非常精彩的，我在读前几章时就用E-mail告诉她：“Iloveeverywordofit！”读完全篇，我简直不能想象，平时和我一块儿跑步、看电影、逛街、穿珠子的歌苓居然能写出如此震撼的作品。我再次给远在非洲的她写了E-mail，告诉她我对小说的看法：这本书无论放到世界上的任何语言、任何文学中去，它都是一本难得的好作品。我承认我对歌苓的作品怀有偏爱，但女人是感性的，往往一爱就偏，不偏就不热烈。

　　对寡妇王葡萄，谁又能不偏爱呢？偏爱意味着护短，对这个人物的负面（尽管很少）———比如不贞，比如缺乏忍让的传统美德视而不见。最令我不能原谅的一点是她抛弃亲生儿子挺。但一切都没有影响我对葡萄的偏爱。偏爱还意味着无条件的全面接受。一旦偏爱开始，理性就终结了。你会设⾝处地为葡萄去开脫，把她的不近情理之处合理化。抛弃她和少永的儿子挺让我这个两个女儿的⺟亲难以接受，但由于偏爱，我还是在葡萄和挺分离时为她热泪盈眶。葡萄这个举动不仅意味着她对⺟子关系的割舍，也意味着她对少永爱情的放弃。这割舍其实是葡萄终极道德和人格的取舍，我把她合理化为对背叛的背叛———孙少永背叛父亲，也就是背叛人伦以及背叛基本的是非观（他的地主父亲孙怀清是个好人），葡萄以舍弃少永的孩子来割断由孩子牵拉的她与他之间的纽带。葡萄肯定没有意识到这一层，这只是我对她产生偏爱后为她寻找的行为依据。

　　我喜爱歌苓的小说，是从读她的《雌性的草地》开始的。那还是一九九一年。我读完之后，为作品的磅礴大气，为一种不同于一般小说的深远情怀以及罕见的激情而震惊。当时我对借书给我的朋友说：“她的激情都要把我给烧化了。”再次读这部小说时，我发现尽管它激情澎湃，歌苓始终将小说置于冷调的控制中。这也是她的一贯风格。

　　后来她的小说接连在海外获大奖，记得有一年她一连夺下三个一等奖。到《扶桑》和《人寰》，她得奖已经是旗开得胜，手到擒来。《天浴》的小说得奖之前，她跟我讲起这个故事，讲得并不详细，但我告诉她我能从中看到一部很美的电影。小说从口述变成文字后，那些画面更有质感，几乎可以嗅到川蔵草原的气息了。歌苓和其他作家的不同就在于她是调动自己的感官感觉来写作的，她的文字呈现的东西似乎不仅可阅，也可视，可触，所以在读她的作品时，读者的感官快悦也会被调动起来。她的深沉被极其细腻的女性感官式表达所渗透，使我感到多层次的満足。而她的声、光、⾊、动作往往让我们这些所谓的电影人误认为她的小说是含金量极⾼的电影原材料，直到改编时才会感到不解：怎么会这么难改编呢？改编《扶桑》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其实《扶桑》那浓郁的⾊彩和画面以及特⾊十足的人物都是假象；歌苓是一个有着发达的形而上思维的人，《扶桑》中一切形而下的元素———无论怎样立体可视，呼之欲出，其实是服务于她的形而上的思考的。我发现越是菗象的故事，歌苓越发投入细腻的感官感染力，以感官的感染力建立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亲昵沟通，把读者带入感官佳境，不知觉中接受她形而上的思考。

　　《第九个寡妇》让我重新认识了一次歌苓。小说中不再有形而上的痕迹，溢于字里行间的就是浓郁的生活气息，活生生的人物。有一点没有改变，就是小说仍然充満动感。尽管歌苓在每一部小说中都想突破点什么，但这一次的“摇⾝一变”实在令我意外，或者说喜出望外。从中我看到了她那淡泊的成熟。我对一个我和歌苓共同的朋友说：“歌苓是登峰造极了。”最让我猝不及防的是她语言上的变化。我不能想象这样又土又侉又生动的语言会出于她的手笔，又被她运用得通灵传神，似乎给小说增添了一味辛辣但淳美的调料，把整个作品变成一道浓烈的美味。歌苓那土气的文字使人在幽默鲜活的语言氛围里避过了被煽情的危险，以一种平常心接受了一段悲凉的历史。这不能不让我想到歌苓语言上的天分和她的个性；她会冷不防冒出一句某地方言，有时她也会静静地幽人一默或幽己一默，这样的个性放到《第九个寡妇》的语调中，真是绝妙。

　　唯一不变的是她的理想主义。歌苓是个死不改悔的理想主义者。读过弗洛伊德理论的她并不被弗洛伊德对人性的悲观改变丝毫。对人性的认识似乎更使她坚持她的理想主义。在她的作品中很少看到彻底的反派，即便有她对他们也只是嫌恶或者可怜。苏轼的“不应有恨”在于歌苓还要加上“不屑有仇”在《第九个寡妇》中，她借葡萄多次对那种一呼百应的大众仇恨表示出‮大巨‬的纳闷。就像马丁路德·金的一句著名的开场白：“我有一个梦想”在歌苓所有作品里你似乎都能听到这样一句话。无论她怎样向你展示人性的无望，她的梦想都没有破灭过。善良的人大多是易感的，正如歌苓，她会⾝临其境地写出像《第九个寡妇》这样发生在别人⾝上的悲剧。善良也导致多情，多情的人自然会像歌苓这样，替别人去动情，为她的笔下人生动情，然后再让我们为她动情。 wWＷ.zMuＸs.cO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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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冲　　我是严歌苓的新长篇《第九个寡妇》的第一个读者。像往常一样，歌苓在刚完成部作品时总是茫然困惑，自信心一落千丈，在一种奇怪的低嘲的心情中把稿子发给了我。这让我不由自主想到女人分娩后的产后抑郁症：无论生了多精彩的孩子，⺟亲都会陷入莫名的灰心颓丧，甚至认为分娩出的生命是低质的。《第九个寡妇》无疑是非常精彩的，我在读前几章时就用E-mail告诉她：“Iloveeverywordofit！”读完全篇，我简直不能想象，平时和我一块儿跑步、看电影、逛街、穿珠子的歌苓居然能写出如此震撼的作品。我再次给远在非洲的她写了E-mail，告诉她我对小说的看法：这本书无论放到世界上的任何语言、任何文学中去，它都是一本难得的好作品。我承认我对歌苓的作品怀有偏爱，但女人是感性的，往往一爱就偏，不偏就不热烈。　　对寡妇王葡萄，谁又能不偏爱呢？偏爱意味着护短，对这个人物的负面（尽管很少）———比如不贞，比如缺乏忍让的传统美德视而不见。最令我不能原谅的一点是她抛弃亲生儿子挺。但一切都没有影响我对葡萄的偏爱。偏爱还意味着无条件的全面接受。一旦偏爱开始，理性就终结了。你会设⾝处地为葡萄去开脫，把她的不近情理之处合理化。抛弃她和少永的儿子挺让我这个两个女儿的⺟亲难以接受，但由于偏爱，我还是在葡萄和挺分离时为她热泪盈眶。葡萄这个举动不仅意味着她对⺟子关系的割舍，也意味着她对少永爱情的放弃。这割舍其实是葡萄终极道德和人格的取舍，我把她合理化为对背叛的背叛———孙少永背叛父亲，也就是背叛人伦以及背叛基本的是非观（他的地主父亲孙怀清是个好人），葡萄以舍弃少永的孩子来割断由孩子牵拉的她与他之间的纽带。葡萄肯定没有意识到这一层，这只是我对她产生偏爱后为她寻找的行为依据。　　我喜爱歌苓的小说，是从读她的《雌性的草地》开始的。那还是一九九一年。我读完之后，为作品的磅礴大气，为一种不同于一般小说的深远情怀以及罕见的激情而震惊。当时我对借书给我的朋友说：“她的激情都要把我给烧化了。”再次读这部小说时，我发现尽管它激情澎湃，歌苓始终将小说置于冷调的控制中。这也是她的一贯风格。　　后来她的小说接连在海外获大奖，记得有一年她一连夺下三个一等奖。到《扶桑》和《人寰》，她得奖已经是旗开得胜，手到擒来。《天浴》的小说得奖之前，她跟我讲起这个故事，讲得并不详细，但我告诉她我能从中看到一部很美的电影。小说从口述变成文字后，那些画面更有质感，几乎可以嗅到川蔵草原的气息了。歌苓和其他作家的不同就在于她是调动自己的感官感觉来写作的，她的文字呈现的东西似乎不仅可阅，也可视，可触，所以在读她的作品时，读者的感官快悦也会被调动起来。她的深沉被极其细腻的女性感官式表达所渗透，使我感到多层次的満足。而她的声、光、⾊、动作往往让我们这些所谓的电影人误认为她的小说是含金量极⾼的电影原材料，直到改编时才会感到不解：怎么会这么难改编呢？改编《扶桑》就是个最好的例子。其实《扶桑》那浓郁的⾊彩和画面以及特⾊十足的人物都是假象；歌苓是一个有着发达的形而上思维的人，《扶桑》中一切形而下的元素———无论怎样立体可视，呼之欲出，其实是服务于她的形而上的思考的。我发现越是菗象的故事，歌苓越发投入细腻的感官感染力，以感官的感染力建立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亲昵沟通，把读者带入感官佳境，不知觉中接受她形而上的思考。　　《第九个寡妇》让我重新认识了一次歌苓。小说中不再有形而上的痕迹，溢于字里行间的就是浓郁的生活气息，活生生的人物。有一点没有改变，就是小说仍然充満动感。尽管歌苓在每一部小说中都想突破点什么，但这一次的“摇⾝一变”实在令我意外，或者说喜出望外。从中我看到了她那淡泊的成熟。我对一个我和歌苓共同的朋友说：“歌苓是登峰造极了。”最让我猝不及防的是她语言上的变化。我不能想象这样又土又侉又生动的语言会出于她的手笔，又被她运用得通灵传神，似乎给小说增添了一味辛辣但淳美的调料，把整个作品变成一道浓烈的美味。歌苓那土气的文字使人在幽默鲜活的语言氛围里避过了被煽情的危险，以一种平常心接受了一段悲凉的历史。这不能不让我想到歌苓语言上的天分和她的个性；她会冷不防冒出一句某地方言，有时她也会静静地幽人一默或幽己一默，这样的个性放到《第九个寡妇》的语调中，真是绝妙。　　唯一不变的是她的理想主义。歌苓是个死不改悔的理想主义者。读过弗洛伊德理论的她并不被弗洛伊德对人性的悲观改变丝毫。对人性的认识似乎更使她坚持她的理想主义。在她的作品中很少看到彻底的反派，即便有她对他们也只是嫌恶或者可怜。苏轼的“不应有恨”在于歌苓还要加上“不屑有仇”在《第九个寡妇》中，她借葡萄多次对那种一呼百应的大众仇恨表示出‮大巨‬的纳闷。就像马丁路德·金的一句著名的开场白：“我有一个梦想”在歌苓所有作品里你似乎都能听到这样一句话。无论她怎样向你展示人性的无望，她的梦想都没有破灭过。善良的人大多是易感的，正如歌苓，她会⾝临其境地写出像《第九个寡妇》这样发生在别人⾝上的悲剧。善良也导致多情，多情的人自然会像歌苓这样，替别人去动情，为她的笔下人生动情，然后再让我们为她动情。 wWＷ.zMuＸs.cOｍ